【摘要】“春秋决狱”是始于汉代，终于隋唐的一种特殊的审判方式。它的基本原则是“原心定罪”。“春秋决狱“提倡以儒家经典著作作为断案的依据，标志着封建法律体系的儒家化。
【关键字】“春秋决狱”、原心定罪、亲亲得相首匿、“春秋决狱”的由来和影响
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核心，对于中国整个的封建法律制度乃至中华法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。其中以儒家的经典著作《春秋》作为断案的依据的“春秋决狱”对于中国法制的影响最为深远，后世对“春秋决狱”的研究也最为深入。本文对“春秋决狱”的由来、影响两个方面发表一点浅见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秦朝，实行了严格的酷刑制度。在秦二世时，严酷的刑罚变得尤其的残酷，以至于“戍卒叫，函谷举”。
汉初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代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攻克咸阳以后，曾宣布废除秦朝繁苛的法律，以约法三章维持秩序。汉初七十年的“与民休息”、“宽省刑罚”，使国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，人民生活富足，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。这时，作为上层建筑的统治思想——黄老思想，越来越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，统治者急需一种与封建制度进步发展相适应，符合封建地主阶级长远利益的政治思想路线。
公元前140年，汉武帝刘彻即位以后，志在更化黄老思想，探索新的治国之道。在选拔治国人才的策问过程中，儒学大师董仲舒以“《春秋》之义大一统”1，应对策问，深得汉武帝赞赏。从此，儒家学说逐步成为官方的正统思想。随着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，董仲舒等人提倡以《春秋》等儒家经典著作作为司法审判的指导思想，凡是法律中没有规定的，就以儒家经意作为审判依据，凡是法律条文与儒家经意相违背的，则儒家经意具有高与现行法律的效力。“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，朝廷每有政议，数遣张汤，亲至陋巷，问其得失”。2汉初时，法律大都继承了秦代的残酷法律，许多的规定与当时的社会状况不相符，一定程度上，阻碍了社会的发展。而以儒家的经典著作作为断案依据的“春秋决狱”无疑弥补了这一缺憾。
“春秋决狱”是汉朝中期以后，统治者寻求儒家经义与法律制度结合相结合，推行法律儒家化的一种手段。3
“原心定罪”、“亲亲得相首匿”是“春秋决狱”的两个重要的原则。
（一）“原心定罪”
董仲舒曾说：“春秋之听狱也，必本其事而原其志，志邪者不待成，首恶者罪特重，本直者其论青。”4即根据案情事实，追究行为人的动机；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“忠”、“孝”精神，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，也可以减免刑罚。相反，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所倡导的精神，即使没有构成社会危害，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。在《太平预览》里有这样的两个判例，体现了“原心定罪”这一基本原则。判例一：子误伤父。“甲父乙与丙争言相斗，丙以佩刀刺乙，甲即仗击丙，误伤乙，甲当何论？或曰：殴父也，当枭首。论曰：臣愚以为，父子至亲也，闻其斗，莫不有怵惕之心，扶仗而救之，非所以欲诟父也。《春秋》之义，许止父病，进药于其父而卒，君子原心，赦而不诛。甲非律所谓殴父，不当坐。”判例二：夫死再嫁。“甲夫乙将船，会海盛风，船没溺流，死亡，不得葬。四月，甲母丙即嫁甲。欲皆何论？或曰：甲夫死未葬，法无许嫁。以私为人妻，当弃市。议曰：臣愚以为，《春秋》之义，言夫人归于齐，言夫死无男，有更嫁之道也。妇人无专制擅恣之行，听从为顺，嫁之者归也。甲又尊者所嫁，无淫之心，非私为人妻也。明于决事，皆无罪名，不当坐。”5
“原心定罪”更加看重主观的动机，这较之结果责任原则有了很大的进步，但是由于“儒家经典文意深奥，内容笼统，甚至前后矛盾”6，因此，以《春秋》断案，在实际上是以司法官吏的主观臆断为转移，这就加大了司法的腐败，司法官员甚至统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而曲解儒家的经义，而不能真正的作到“原其心”，使冤假错案频频发生。国学大师刘师培曾说“名曰以经决狱，实则便于酷吏舞文”7。
二）亲亲得相首匿
“汉宣帝地节四年，宣帝诏曰：父子之亲，夫妇之道，天性也。虽有祸患，尤蒙死而存之。诚爱结于心，仁厚之至也，岂能违之哉？自今子首匿父母，妻匿夫，孙匿大父母，皆毋罪。其父母匿子，妻匿夫，大父母匿孙，罪殊死，皆上请廷尉以闻。”8这是将亲亲相匿观念正式确定为刑罚原则。亲亲相匿是指近亲属之间可以隐匿其犯罪行为，不受法律惩罚或减轻刑罚。但是触及到封建统治稳定的谋反，大匿罪及其他某些重罪直接侵犯皇权，或严重破坏封建统治秩序，亲属之间还是有揭发的义务。《论语•子路》中记载了孔子这样一句话：“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直在其中矣。”董仲舒就根据这一言论断了一个经典的案例：父为子隐。“甲无子，拾道旁儿乙，养为己子。及长大，有罪杀人，以状语甲，甲藏匿乙。甲当何论？断曰：甲无子，振活养乙。虽非所生，谁与易之。《诗》云：螟蛉有子，蜾赢负之。《春秋。之义，父为子隐，子为父隐，甲宜匿乙。不当坐。”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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